周作人生前最後也是篇幅最大的作品《知堂回想錄》，較為詳細地自述了他的一生。這本書1970年5月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初版，彼時已是知堂老人離世三年之後。如今已歷半個世紀，今年終於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再版。此版以著者手稿為藍本，綜合各舊版校勘，是至今為止最為完整的版本。7月13日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學術及普及部總編輯林道群先生，假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主持了新書發佈會。曹景行先生、黃子平教授、許禮平先生出席，與讀者分享了他們所知道的此書寫作、問世的箇中艱辛。
這本書從最早在港出版，到近半世紀後舊地再版，歷經曲折過程。當中涉及許多人的心血，包括當時《新晚報》總編輯羅孚及著名報人、作家曹聚仁。曹聚仁次子曹景行整理父親信件時，發現了大量和周作人、羅孚及當時《南洋商報》總編輯連士升、總經理施祖賢等人的通信。最近幾年，他與周作人長孫周吉宜及羅孚兒子羅海雷，共同匯總整理有關的日記和信件，漸漸勾勒出這本書50年來的出版軌跡。
上世紀六○年代，曹聚仁常常來回香港北京之間，因此有機會向周作人約稿。曹景行從書信中得知，最初周作人沒有想到要寫回憶錄，因為他的處境在北京比較特殊。周作人主要從事翻譯工作，而他個人的創作在當時的北京是沒有甚麼發表空間的，當曹聚仁勸他寫回憶錄時，周作人猶豫不決：我寫的這些東西會有人看嗎，寫了能有地方出嗎？解決這個問題，仰仗的是羅孚的承諾。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，羅孚雖仍不知如何刊出，卻答應先付稿費。老人幾次不想寫，但是羅孚做到只要來稿，就付稿費。《新晚報》支付的稿費在當時是最高的，每一千字十塊港幣，能換4元2角7分的人民幣。那正是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時期，周作人在信裡常請求多用他的稿費買一些麵粉、豬油或糖寄回。他家口眾多，還需要資助其他親戚，寫這本書所得稿費成了老人家裡度過難關的重要經濟來源，他也就不斷地寫下去，直到1962年完稿約38萬字，隨即寄到香港。老人1960年12月9日日記記載，初定書名曰《藥堂談往》，1962年11月29日日記則寫道「或易名为《知堂回想錄》」。但是寫完的稿一篇都沒發表出來。
1964年開始，內地文化政策全面收緊，稿子在香港能否發表，羅孚也沒有把握。他只能打擦邊球試一試，就挑了最不敏感的一些篇目發在了《新晚報》上，然而還是馬上引起北京方面的批評：「這個時候還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，這是為甚麼？」連載遂被腰斬，情況越來越困難，然而羅孚並未放棄。當時，他參與籌辦《海光文藝》月刊，又在上面連載刊登了部份篇目。接著文革爆發，逐漸波及香港。1967年初，《海光文藝》也停刊了，這些稿子在報刊上已經沒有可能發表了，能夠選擇的渠道就只有出書。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的車載青先生，聞訊表示，願意出版這本書。排版次第進行，但文革令香港左派文化事業受到非常大的衝擊，三育已無力印製，欠著的排版費還遭催帳，出書計劃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。
1967年5月6日，82歲老人被來勢洶洶的文化大革命折磨了大半年後，在北京家中溘然長逝，此書命運的坎坷，無以復加；究竟還能否出版，怎樣才能出版，也就全靠羅孚、曹聚仁和作者的經商朋友鮑耀明三人籌謀了。1969年，曹聚仁聯繫新加坡《南洋商報》，他們看到了知堂老人的稿子後，決定連載，前後十個多月，反響非常好。《南洋商報》的稿費直接匯給了車載青先生。1970年，《知堂回想錄》終於在香港三育出了初版。
回想50年前，每個細節環環相扣，若沒有眾人堅持和努力推動，這部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史料可能胎死腹中。然而，結果書不僅得以出版，更難能可貴的是，通過當時《大公報》駐北京辦事處的朋友， 1126頁原稿避免了海關審查，完整送到香港，保存了下來。
曹聚仁在初版《校讀小記》裡說：「這部《知堂回想錄》，先後碰到了種種挫折，終於和世人相見了。此稿付印時，知堂老人尚在人世，而今老人逝世已三年餘，能夠印行問世，我也可慰故人於地下了。」當年，作者身處文革漩渦，生死未卜，曹氏以虛弱病體一人扛起校對重任，「伏案校對，腹痛如割」，待書出版後兩年，他也病逝澳門鏡湖醫院，真可謂嘔心瀝血，鞠躬盡瘁了。
三育版經曹聚仁抱病三校，然畢竟不堪老眼昏花，不免多有錯訛。許禮平先生提到，導致錯訛，另有重要因素：上世紀七○年代香港報紙用活字印刷，稿件往往剪成幾條，由排字工人分紙執字，工人因總是滿手黑墨而有「黑手黨」之稱，原稿很難完好如初。而羅孚作為收藏家，為保留知堂手稿，不惜花錢請人抄錄，因此也導致不少錯漏。三育版遂留下不少遺憾。2002年，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內地出版簡體版，依周氏家屬提供的作者手稿複印件校勘，據說糾正了上千個錯誤，包括原稿之错漏衍字。此次，得北京周作人著作資深編校者五度先生，以手稿重新校訂河北教育版，歷時逾五年，又訂正了八百一十四個錯誤。林道群表示，因五四時期的白話文不少用字寫法與當今有異，牛津版本盡可能還原保留了周作人當時的行文、用詞和譯名原貌，使更合原貌。
牛津版書前除蒐集了作者六頁共十一幀生活、寓所和一頁印蛻照片外，另收錄了周作人墨蹟、手稿與書信照片十頁、友人來函及題字照片三頁等。尤值得一提的是，其中一封寫給曹聚仁的信，肯定了曹氏《魯迅評傳》「特見尤為不少」，並指出「以談（魯迅）文藝觀及政治觀為尤佳，云其意見根本是虛無的，正是十分正確」，又提到魯迅集子裡夾雜不少他的文章，尤其《熱風》云云。黃子平教授認為，這些都是重要的資料，有助於進一步了解魯迅。此信曾在三育版初版首頁刊登，然犯了當時大忌，引起軒然大波：書被令停止發行，已發出去的亦要收回，撕掉該信，再重新包裝，出版社也換成曹氏的「聽濤出版社」。
曹聚仁在「校讀小記」的最末寫道：「此刻看了全書，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承認這麼好的回憶錄，如若埋沒了不與世人相見，我怎麼對得住千百年後的社會文化界？」半個世紀後，這本中國社會及現代文學的珍貴文獻，經眾人之力在亂世中完整留存，並附以更多重要的新材料重新再版，實屬難能可貴，堪稱奇蹟。
